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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在“部长通道”上字字铿锵地说:“要让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。”在记者会上，他再次用了严厉的一句话来表达态度：假冒就是侵犯了知识产权，就要严厉打击。要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，使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，公开曝光造假者，让他在阳光之下无处藏身。
张茅的表态让人充满期待：我国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最严处罚，是不是要呼之欲出了？公众苦于假货久矣。这些年，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在老百姓生活中，让相关企业的利益损失惨重，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，严重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，让“中国制造”的国际形象蒙受阴影与损失。假冒伪劣产品如同过街老鼠，人人都在喊打，不少有识之士也早就在呼吁国家对制假售假者实行最严厉的惩罚。
让假冒伪劣产品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，确实不能再等。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、打而不绝的重要原因是：利润太高，违法成本太低。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刘平均曾透露，“前几年曾有销售白酒的电商告诉我，假冒茅台50年陈酿，利润比贩毒还高”“对于假冒伪劣犯罪分子，10次你抓住了9次，有1次没抓住，他们都能牟取暴利”。这就不难理解制售假冒伪劣案件为何多是惯犯、累犯所为。
马云也曾公开表示，“目前法律体系的滞后对假货行为构不成威慑，也为权力寻租留出了巨大空间”：我国法律规定，制假售假案值5万元以下没有刑事责任；5万元以上的顶多判7年。这是20年前的法律和10多年前的司法解释，严重脱离实际，结果是今天99%的制假售假行为不了了之，200万的案值罚20万，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，却无人真打。
只有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，他们才不能东山再起。在英美等国家，让制售假冒伪劣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的办法之一，就是实行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。如1999年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被加州一法院裁定向2名妇女和4个孩子赔偿49亿美元，理由是该公司明知油箱存在问题，但为利润却不进行修改。而我们对制售假冒伪劣的处罚，一定程度上只是隔靴搔痒，难以产生遏制作用。
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必须尽快建立并实行。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欺诈虽作出“假一赔三”的惩罚性赔偿规定，但与企业的维权成本相比，补偿远远不够。何况，“假一赔三”远远称不上惩罚性巨额赔偿。如今打击假冒伪劣，已到了创新制度之时，比如巨额惩罚制度、内部举报人制度等。
让制售假冒伪劣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，除惩罚性巨额赔偿，还包括从刑法立法入手，降低制售假冒伪劣的入刑门槛；甚至将这类团伙纳入信用黑名单，限制他们乘飞机、坐高铁、贷款、开公司等，对他们的人身自由、资源获取产生一定制约。
也要把最严肃的问责落到实处，以倒逼地方政府、有关部门在打击假冒伪劣上守土有责，堵塞漏洞，杜绝腐败，强化监管，切实防范。
